回 顧 今 生
人生是由喜悅和苦難串連起來的，就像一年四季總不能像春天一樣溫暖和鮮花盛開，人生也不可能好事連連，萬事如意。到2012年底我將滿八十歲，回顧我的一生也是有苦有甜，只不過是苦少甜多，先苦後甜。
我祖籍福建晉江，1932年出生在廈門。童年時期正好碰上抗日戰爭，為了不當亡國奴，1938年我6歲時隨母親和其他5個兄弟姐妹逃到了晉江縣溜江村，過著八年現代人難以理解的窮困潦倒的生活：沒有電燈和火柴；沒有牙膏、牙刷和肥皂；沒有大米和麵粉，一年四季連不削皮的地瓜也填不飽肚子；外有日本飛機和軍艦的轟炸，內有盜匪搶劫。幸而村裡有所僑辦的小學，我得以免費完成學業，但上課路上還得背上糞箕，下課後得上山打柴。一個弱女子帶著5個年幼子女（最大的13歲）靠著2畝多薄砂田過日子，不要說能吃飽、能生存下來就是一個奇跡。在鄉下度過八年抗戰歲月，是我一生吃的第一次苦。
抗戰勝利恰逢我小學畢業，1946年我們全家遷回廈門，我也如願進入大同中學上初中，畢業後升入省立廈門一中，有幸與郭贊鍔、洪澤如、鐘婉玲等人同班。臨近解放，我意識到未來要挑起養家糊口的重擔，於是發奮努力，成績名列全班前茅。建國伊始，國家急需各種人才，1951年我以高三上的同等學歷考入以農科聞名的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，院系調整後進入南京農學院。1955年臨畢業前，我被推薦赴蘇留學。對此我受寵若驚，因為我既不是高幹子弟、工農出身，也不是共產黨員，能通過“百裡挑一”的篩選出國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
通過北京俄語學院一年的俄語集中學習之後，1956年我進入成立於1865年的莫斯科季米里亞捷夫農學院研究生部學習。在將近四年的時間裡，我過著幸福、充滿希望的留學生活，不但獨立查閱文獻，進行試驗設計、田間試驗和撰寫論文，還多次外出考察，除業務性的學習外，還有幸參觀聖彼德堡的冬宮和阿芙洛爾巡洋艦，伏爾加河畔的列寧故居及其在中學的座位和肖霍洛夫撰寫《靜靜的頓河》的庫班草原。1960年將回國時，明知國內經濟困難、缺衣少吃，但我們當中誰也沒有帶上一條香腸、一瓶罐頭和一寸衣料，而是把身邊剩下的盧布上交中國駐蘇大禮館，我們只是帶回了所學的知識，一大箱來不及閱讀的科學著作和一顆赤誠的報國心。
從1946年到1960年，我由中學而大學，由大學而出國留學，正值長身體、長知識、風華正茂的青少年時期，儘管努力學習也要付出辛苦的勞動，但內心卻充滿著對未來的憧憬、付出是自願的，辛苦也是快樂和幸福的，所以，這個學習階段是我一生中所嘗到的第一個甜頭。
1960年回國後，我如願地被分配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所，這是全國農業科研的最高學府，喜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，但接下來的政治形勢給我潑了一盆冷水，科研工作停頓，報國無門。1956年-1960年出國學習使我避開了國內的反右和“三面紅旗”的政治鬥爭。1960-1965年我做的唯一的實事是不帶科研任務到京郊“三同”搞樣板，說白了也就是一邊思想改造一邊為生產服務。1956年我被抽調到上海嘉定縣搞四清、四清還沒有結束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，我又遵命回北京參加運動。儘管本人沒有被涉及，但整天搞批鬥，開會學習，看大字報，也足夠緊張的。到了1969年我又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幹校參加勞動，並打算從此當上靠掙工分生活的農民。1971年我們研究所成建制下放到北京市，終於能脫離派性鬥爭，搞點科研工作，但也免不了開會學習等與運動有關的事。
除階級鬥爭所帶來的思想緊張之外，十年文革還使我享盡了物質匱乏的滋味。回國以前，我每個月享受700元人民幣的獎學金，每日麵包、牛奶、香腸、黃油是最起碼的食物，中午還能吃到牛排、雞腿、魚鮮等葷菜。回國之後卻過起了艱苦的票證生活，每月工資78元，每天吃玉米麵窩窩頭和熬白菜，每月只有幾兩油和少許的肉，魚，連買肥皂、線團都得憑票供應。文革中我被迫自己蓋廚房，學著打書櫥和養雞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，餘震的傳聞滿天飛，我們也被迫搬出平房，在露天帳篷中住了三個月。回國前後生活反差之大，猶如從天上掉到地上，文革十年中，我精神上和物質生活中都受了損害，也是此生我受到的第二遍苦，這次吃苦是全民族的，而且連中央領導人也未能倖免，而且比起抗日戰爭時期來還是小巫見大巫，畢竟還勉強能吃飽，還有電燈、火柴和牙刷、肥皂等必需品，所以在心理上還是比較平衡的。
1978年科學大會的召開意味著科學春天的到來，一切戰線都要撥亂反正，都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，科研也走上了軌道。1978-1996年是我一生中科研工作最密集、出成果最多，為生產服務和培養人才貢獻最大的時期。1978年我時年47歲，由助理研究員破格提拔為副研究員，大大提高了我的科研熱情。
“老牛自知桑榆晚，不待揚鞭自奮蹄。”為挽回失去的黃金科研時向，只得爭分奪秒埋頭苦幹，終於在爾後的18年中取得了包括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和二等獎在內的12項成果。培養出二位高素質的研究生，其中一名從政、官至省部長級別領導；一名從研，不到50歲就成為全國學組組長，農業部玉米專家組組長和博士後導師。作為北京市政府玉米顧問團的團長，在為生產服務方面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，以上述研究資料為基礎撰寫著作12部，發表論文過百篇。為此先後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、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、北京市勞模等稱號，享受國務院的特殊津貼，多次出席人民大會堂、中南海授獎和參加專家座談。改革開放的18年是我一生中最輝煌、生活最幸福的時期，也是我一生中所嘗到的第二個甜頭。
我本該在1992年60歲時退休，但由於工作上的需要一直延長到1996年才退下來。退休之後又被我院玉米研究中心所聘用，商定每週一、三、五上午工作，餘下超過2/3的時間足以休息，延長了我的科研生命15年。15年來我先後參了多項科研專案的工作，更多的時間用於提建議和文字書寫工作。
英國某醫學權威曾說過：“孤獨比吸煙對老人的損害更大，退休後工作不單純是錢的問題，更重要的是增加社會接觸。”其實退休後我接受返聘也是一種安度晚年的辦法，抽一點兒時間到辦公室坐一坐，到郊區跑一跑，到外省參加一些會議，正是接觸社會，與同行溝通和交換資訊的好機會。
15年來，我廣交朋友，我和兩個福建人、一個廣東人搭成一夥，商定每週到公園聚會一次，邊走邊聊，交流資訊，中午時到餐館小酌一下。其次，我們每年還有多次聚會，有廈門一中校友會、大學的同學會、留蘇的同學會、市糧食專家團聚，還有玉米專家座談會，一年不見了，
聚會時大家見見面，聊聊一年來的所見所聞，也頂有意思。第三，借外出開會或單位專門組織到外面參觀，幾年來我登過廬山、井岡山和峨眉山，三下北戴河，北到內蒙古的庫布其沙漠，南到海南天涯海角；走四川茶馬古道，游長江三峽和吉林的松花湖，參觀過呼和浩特的昭陵和洛陽的龍門石窟、少林寺；2005年還遊遍從南歐義大利到西歐的法國的歐洲八國。這15年我至少回廈門5次，每次都與廈門的中學校友聚會。
退休時期欣逢太平盛世，衣食無憂，醫療、交通費用全免，得以安享晚年。常言道：“人老貴五老”，我老伴、老窩、老本（工資）、老友和老健基本上都具備了，以精神愉悅，無憂無慮的安度晚年、所而退休後的返聘生活，既可以發揮個人餘熱，又可以盡情享受生活，是我一生中所嘗到的第三個甜頭。【陳國平】
